霍亚：梅威瑟-戈洛夫金永远不会打

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对外资并购加紧限制的同时，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并购也掀起了高潮，一度得到中国精英层敞开怀抱的欢迎。

从短期来看，国务院启动民间投资的决定，是要改变政府投资比重过大的问题。但由于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至今未出，导致民间投资无法真正进入这些行业，实际存在着玻璃门和弹簧门：在一些行业，虽然可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实际存在着一些无形的限制措施，导致民间资本无法真正跨越门槛。

早在2005年，中央政府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对于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开放，涉及交通、电信、能源、国防科技、金融、文化、教育、医疗等广泛领域，这无疑会鼓励这些行业的竞争，提高其运行效率。此次政府强调民企的平等地位，有助于思想解放，推动政府体制改革，进而为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奠定思想和制度基础。由于各个行业过去更多面向国有资本，因而行业门槛较高，民间资本进入困难。鉴于国家财政赤字和地方融资压力日增，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已难以为继。

在税收方面，首先要做到民营企业与国企、外企在税种和税率上一视同仁。通过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缘于凯恩斯的危机应对理论，其做法更多适用于危机期间。未来30年续写辉煌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以资金为例，国有部门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资源。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交锋日益激烈。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

摘要：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国有垄断企业、政府部门能否进行自身改革，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这一改革？时下，国进民退争论再起，党政经大公司垄断进一步强化。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

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

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如果前30年就搞市场经济，成就可能更大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今天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大型国企的实际效率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前提是前30年的计划经济，在1979年后我们才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搞市场经济。在转轨时期，由于腐败能够货币化，使得用公权谋私利的行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腐败变得更加醒目。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9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

当年的政策主张就是搞计划经济，不仅中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实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计划体制。比如在市场经济基本配置资源的体制上，加上更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机制，来防止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以及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即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两大问题——收入差距拉大与市场无政府状态。

尽管现在大型国企的利润率还是比较可观，但考虑到这些企业多数是在资源性垄断性行业，大量资源性、垄断性收入应该归为国家所有而不是表现为企业利润，但现在这些都表现为企业利润。现在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时期。

中国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现体制中还有许多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第三，我们的金融体制落后。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确必须朝着市场化方向继续改革，使市场经济有更多补充体制建立起来，我们的经济才能有更快发展。现在有些人的想法是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回到政府大包大揽，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而已，而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如果进行产权改革的话，这些企业的效率会更加提高，我们就能从中挖掘出增长的潜力。首先，我们这些年政府的行政支出，在整个GDP增长中所占份额有非常明显的加大，也就是说政府成本有明显加大。

这里不是在脱离历史讲问题，那几十年的历史有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导致我们走计划经济的道路。有人说其他国家腐败少，是监督体制好，有各种有效的监督机制防范人们腐败，当然这个没有错，但问题是监督防范腐败，在经济学看来是有成本的。

如果大量公权力存在，你需要建立多大的监管监督惩罚部门？要有多少的社会成本来进行监督和监管，我们才能防止腐败？这一系列社会成本也使得在公权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腐败难以抑制。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是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在于我们怎么解决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问题。

所谓经济转轨特指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完全由政府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现在改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好改了。

但是要说贪婪和道德，在现在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人们也贪婪，有机会也会腐败，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腐败现象特别严重？我们可以想一想，腐败的定义是什么，腐败的基本定义是用公权谋私利。迄今为止，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各国实践都证明，回到计划经济不是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办法。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市场经济也可能失去理性，也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人们一说起腐败，很多人认为腐败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产生的，市场经济使得人们贪婪，用权力谋私利。

但是经济学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换一种体制，能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不是能让人们的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是不是能让人们少做一些无用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发展经济上，是不是可以少浪费一些资源？是不是可以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总之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经济学不承认有十全十美或一无是处的东西，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在各种可替代的方案中，在各种经济体制或者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一个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相对较大的方案或者体制。从各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远远没有结束，中国改革大有潜力，我们能从改革当中获得更大的增长的源泉。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出现若干丑恶现象，例如腐败等等，这和我们所处的转轨时期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现在体制当中，还有多少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就可以理解改革还有多大潜力可以释放。

我们现在再回顾这段历史，尽管当时实行的体制和政策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历史上发生的就是正确的。尽管这次在金融危机中，由于我们此前比较稳健没有急于推进金融国际化，因此受到冲击较小，但我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